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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颠沛流离
2009年08月17日 来源：中国残疾人网站
第一章 颠沛流离
一、烽火童年
我的祖父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祖上曾有过一份值得夸耀的家业，但是经过几代的挥霍，父传子，子传孙，每人能分到的份额越来越少，最后能分到我祖父名下的，只有两间旧屋，几亩薄田，后来为了支持我父亲上学，连这几亩薄田也卖掉了。祖母的父亲曾任江西的一个县令，后来不知是因为做的太好了还是太糟了，为上司所不悦，罢官回家，祖母和祖父可说是“门当户对”。
祖父粗通文墨，在一所只有几个学生的私塾里任教，祖母靠这一点有限的收入，既要维持一个大宅门的门面和应酬，还要忍受富有亲戚的冷遇，生活十分艰辛。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身上，希望有一天他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父亲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无锡师范毕业后就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任教，父亲考清华用的是假文凭，不到一年就因有人举报而被勒令退学了。不得已他转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由师范中专考入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当时还是挺难得的。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在大学期间就不断给各种报刊投稿，以增加收入。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的赏识，大学刚毕业就被任命为《大公报》驻北平记者站的主任，不久又调任天津，在张季鸾指导下担任编辑工作。因为《大公报》当时是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待遇很好，我父亲仅22岁，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过小康生活。我就是在1930年、父亲23岁时，在天津出生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主张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北平铁路局保定机务段任段长，工资很高。但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发了财先买田地，而是将钱都用在修建住宅上，据我母亲说，她的老家有假山、荷塘、亭榭，就像一处江南园林。不料年仅36岁，一场瘟疫就夺去了外祖父的生命，没有土地可以收租，有房子却又不舍得租给别人，孤儿寡母只得守着豪宅受穷。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的，学过英语，性格温顺善良，和我父亲结婚后就一直操持家务，从未工作过。
不久，我父亲又被调任《大公报》驻汉口办事处主任，兼管采访和发行，每月工资高达几百银元，家里有保姆、厨师和司机，这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优裕的生活。母亲后来又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夭折了，全家对我的宠爱更是无以复加。但是由于父母自幼都受过孔孟之道的熏陶，对我的宠爱只是表现在过度的保护，而从不溺爱。我最爱的“玩具”是一个绿色的帆布箱子，里面装满了父亲为我从中华书局买来的图书，每本都很薄，字很大还带图画，一本一个故事，全是从《史记》《三国演义》和其他古籍中摘译成白话的。我一遍一遍地请母亲为我讲解，有时也顺便认几个字。“忠”、“义”、“仁”、“爱”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我这颗稚嫩的赤子之心。
受时局影响，《大公报》由天津迁到上海，1937年我父亲也被调往上海，负责要闻版的编辑。那时我刚刚7岁，“八•一三”的烽火已燃遍了上海的四郊，我听到的已不是童话和故事，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四行孤军誓死不降，以及日寇的奸掠烧杀……都成了我和小学同学日常的话题。
不久，上海沦陷，《大公报》停刊，准备迁往香港复刊。抗日的人们迫切希望有自己的喉舌，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准备为此创办《文汇报》，诸事齐备独缺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又称“主笔”，要根据当天时局的最新动态撰写评论，除了鲜明的立场外，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也就是国外常说的“新闻评论家”。父亲在《大公报》工作期间，为了向张季鸾学习，每晚自己选题，自己学写社论，第二天再和张季鸾所写的社论相比较，不断学习，不断磨练。当《文汇报》需要一位主笔时，他就勇敢地担此重任，而且立刻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当时他才31岁。
《文汇报》社址设在英租界，我家就在法租界，虽然能受到英法两国政府保护，但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经常出没其中，绑架、暗杀爱国人士的事情时有发生。《文汇报》的印刷厂两次被炸，编辑部收到一筐甜橙，说是爱国者送的慰问品。但是送东西的人神情仓惶，转眼就不见了，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送到英国巡捕房化验，每只甜橙里全部都注射了剧毒的氰化钾。
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父亲也很少和她谈工作，但她常常看报，总是默默地为父亲的安危担忧。当时编辑部的人手很少，为了不错过最新的消息，常常很晚才肯截稿。父亲写完社论，安排好版面，看过清样，往往要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到家。而我的母亲总是让保姆先去睡觉，默默地等着，提心吊胆的等着，等待着丈夫平安归来。有一天家里收到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一只血淋淋的断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若不放下你的毒笔，这就是你的下场！”自此以后，笼罩着全家的已不再是担心，而是恐惧。
根据英租界的法令，报纸的发行人必须由英国人担任，日本鬼子在收买我的父亲一再碰壁以后，转而收买了《文汇报》的发行人，那个英国人命令编辑部停止宣传抗日，否则就要撤换全班人马，我父亲和严宝礼与他再三交涉没有结果，决定在《文汇报》上说明原委，并宣布集体辞职，《文汇报》就此夭折了。
张季鸾在香港十分关注《文汇报》的情况，听说《文汇报》夭折的消息，立即派专人来上海，邀请我父亲赴香港担任《大公报》的总编辑。他自己则准备到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另办一份《大公报》。
1939年夏天，父亲只身前往香港，上海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祖父母，柔弱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当时我只有9岁，两个弟弟一个4岁，一个2岁。还有一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姑姑，是英语补习学校的教师，在兵荒马乱的日子，谁还有空学习英语呢！她也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想承担起长子应尽的责任，当然常常是力不从心。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兵开进了租界，大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学校里换了日本校长，他每天早上站在大门口，等待大家向他鞠躬，我们就想办法爬墙进去。放了学，我还要到粮店去排队买平价米。父亲每个月从英国银行寄来的家用钱也中断了，全家只能靠有限的存粮裹腹，在惊恐中勉强度日。
父亲到了香港以后，仍然沿用在上海时的文风，把《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影响远及东南亚。日本占领香港以后，希望靠《大公报》的影响巩固他们的统治，日本军部专门派了一名“中国通”，几次来报社向我父亲宣传“大东亚共荣圈”，要求和他们一起建立皇道乐土，却遭到《大公报》的停刊抵制。最后日本军部恼羞成怒，勒令《大公报》5天之内必须复刊。我父亲和总经理金诚夫考虑再三，决定宁死不屈，在友人的帮助下，化装成难民冒死逃出香港，辗转来到了桂林。张季鸾很快就安排我父亲和金诚夫创办桂林《大公报》，两人仍任总编辑和总经理。
二、求学桂黔川
1942年我刚刚考上初中，没有念几个月，父亲悄悄来到上海，准备接我们母子前往桂林，因担心祖父母过于寂寞，留下了可怜的二弟和他们做伴。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大公报》职工的几位家属，大家分头离开上海，到无锡集合，然后改乘小火轮，前往宜兴老家临近封锁线的一个小镇，过了封锁线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了。
当时有许多地方武装，一方面投靠日本人，挂上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保持联系，暗送情报，暗做生意，脚踩两只船。当地有一个姓任的伪军司令官，收下几根金条以后，答应尽同乡之谊，尽力帮忙，我父亲来上海的一切证件都是由他伪造的，他还答应把我们送过封锁线。
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带着许多行李，在小镇上一住就是好几天，十分惹眼，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这种汉奸有奶便是娘，如果他知道了我父亲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一变脸就把我们出卖了。我们一行中有3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也都懂得这个道理，私下在一起起誓，任何时候都要守口如瓶，宁死不屈。
后来终于平安地通过封锁线，来到张渚，我心中的第一个感受是终于可以不当亡国奴、成了自由人。这一天，大人、小孩全都笑得那么欢畅。但是当地政府却催促我们赶快动身，他们也正在准备撤退，果然在我们进入安徽不久，就传来了张渚沦陷的消息，真是太险了。
从张渚进入安徽，一路都是大山，只有一条不通汽车的小路，我们这些人只有乘轿子，行李则用毛驴驮。据说山里土匪很多，看见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肯定要下手。父亲从县里雇来一个班的军人做保镖，他们为了保险起见，每到一处制高点就架起机枪，毫无目标地扫射十几分钟，向土匪们显示实力。这一招果然有用，赶了3天山路后，我们平安到达屯溪。再往赣州走就要乘汽车了，当时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全烧木炭，很不安全，只有运送邮件的汽车用酒精做燃料。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办到，父亲用金条雇了一辆邮车，在听说途径福建的路正在流行鼠疫，就折回改走了江西，两天后到达赣州。
这时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民党的现状很不满，正在赣南建立一个示范区，探索改革之道，赣南的首府就是赣州。我们到达赣州的第二天，父亲正在午休，蒋经国忽然轻车简从地来了。我的母亲不认得他是谁，正要进去叫醒父亲，被蒋经国拦住了。他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等父亲睡醒了，才进屋去和我父亲长谈了3个多小时，颇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气度。我们从赣州经昭关到衡阳，乘的是蒋经国安排的专车，然后由湘桂铁路乘火车直达桂林。
当时的桂林很小，跨过漓江上的浮桥就是郊区了，七星岩也称是城外。离七星岩末端不远处有座无名的小石山，《大公报》的报社和宿舍就建在它周围，大家为它起名为“星子岩”。当地的生活很清苦，母亲和所有职工一样，养鸡种菜用以改善生活，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帮着母亲干上一阵子。
我插班进入桂林师范学院附中，每天早上起来，先替母亲升好炭炉，做上一壶水，然后抓上一把红薯干边吃边走，提前赶到学校就躺在校园里补习耽误了的功课。学校是新建的，所谓的校园是个乱葬岗，我独自斜躺在长满了杂草的坟头上看书，居然一点也不怕。
我在桂林住了不到一年，第二年夏天因为日寇占领了衡阳，很快就要兵临桂林而离开了。《大公报》为转移印刷机、疏散职工，包了一节敞篷车，把印刷机装在下面，上半截搭上一个帆布篷坐人，父亲和一些主要干部则留在桂林坚持出报。
黔桂铁路本是双轨，可是南去支援前线的兵车很少，几乎所有的列车都在向北逃难，火车头根本不够用。于是各列车都依靠权势互相抢夺火车头，我们列车的火车头一会儿被人抢走了，在小站上一停就是好几天，一会儿我们又抢了别人的火车头，便继续前进，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到了独山。然后改乘汽车到达贵阳，原来一天可到的路程竟然走了十几天。看来《大公报》还有一定的权势，最后还能到达终点，最可怜的是那些乘火车逃命的普通老百姓，火车头被抢走后再也要不回来，最后滞留在一个名叫“金城江”的小站，难民越聚越多，形成若大的一片棚户区，成了日寇轰炸的对象，轰炸又引起大火，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惨剧。
到了贵阳，我考入了国立第二中学，读初二年级。这是一所专收流亡学生的学校，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人上学时必须自备一把锄头勤工俭学，听起来似乎一切都很好，可是在这儿，我才真正体会到贪污和腐败的可恶。教师很好，但是行政人员根本不顾学生死活，整筐的萝卜在河水里泡一泡，就算洗过了，在稀饭里可以吃到抹布，在干饭桶里可以看到煮熟的老鼠。不到半个月，我就患上了痢疾，学校里无人过问，也无法和家里通消息，一个14岁的孩子一路走一路拉，有一次差一点摔倒在茅坑里，还算我命大，最后终于挣扎着回到家里。但是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如果病了，又会怎么样呢？我真不敢多想。
日寇的铁蹄又逼近了贵阳，我们又要逃往重庆。这时父亲已经到了重庆，张季鸾因人设庙，专门创办了一份《大公晚报》，请他主持笔政，去重庆又可以阖家团圆了。
沦陷区越来越大，大后方越来越小，各地聚集而来的难民不知再往何处逃，都想逃往陪都重庆，相信蒋委员长所在的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从贵阳开往重庆的长途汽车辆辆超载，没有一根金条别想上车，发足了国难财的司机到了晚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常常是疲劳驾车，沿途的路况又很差，俗称七十二拐，最险处就直截了当地称为“掉死岩”。我们乘的是美国军车，黑人司机开车虽然疯狂，但技术却很高，两天的路程一天赶到，我们一面呕吐一面看着滚落在山崖下的辆辆破车，真是心惊胆颤。
为了桂林职工的到来，《大公报》专门在报社对面建了一幢宿舍，重庆是座山城，在众多外地人涌来以后，几乎是寸土寸金。我们的宿舍实际上是用竹竿架起来的空中楼阁，一头搭在公路旁，一头架在插入嘉陵江畔沙滩的竹竿上，地板是竹片铺的，墙面是竹篱笆上糊上一层泥，再刷一层石灰，走路时桌子上的茶杯就会叮叮当当地相互碰撞。
比起嘉陵江沙滩上的棚户们，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是很不错的了。枯水季节，江岸有90米，在沿江的几十里沙滩上，住着无数逃难而来的穷苦百姓，用他们能找到的一切破旧材料，诸如竹竿、竹片、木板、破纸板，搭建起一个个避风的小屋。每当汛期将至，国民党当局总要派人几次三番地告诉他们山洪的可怕，动员他们撤离。但是他们又能搬到哪里去呢？有的是不相信山洪，有的是无处可去，拖一天算一天。一旦山洪暴发像猛兽似的咆哮而来，席卷整个沙滩，一夜之间就会吞食沿江几千条生命。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嘉陵江，第二天醒来，窗户外已是一片汪洋，混浊的江面上漂流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房屋的残片和一具具泡得浮肿的死尸。来年春天，江水退去，沙滩上又会有新近逃来重庆的难民搭建窝棚，逐渐越聚越多，等到了汛期，悲剧又会重演。
我考入了南开中学，念初三，从此开始过着寄宿的生活，很少再和父母在一起。15岁正值花季，情窦初开，少男少女在朦胧中捕捉飘忽不定的情感，我也开始了“初恋”，恋的却是我的祖国。我喜欢独行，现在几乎回忆不起当时同学们在玩些什么。我会到重庆大学去看戴爱莲刚刚采集整理的民间舞蹈；我会到中央大学去看丁聪、廖冰光讽刺国民党的漫画展览；毛泽东亲自来到重庆，我会买一张蒋介石和毛泽东含笑砸杯的照片珍藏起来；我也会到新街口去听李公朴的演讲，为他风采奕奕的大胡子所折服；听说国民党创建青年军，军人全是大学生，选拔优秀的司令当军长，优秀的军长当师长……我也为之激动不已，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我喜欢看报，常常在贴报栏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最爱看的是《新华日报》的副刊，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使我心里充满喜悦。南开中学在沙坪坝，离歌乐山不远，有公路直通山顶，全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清幽而祥和，谁也不知道里面竟埋藏着可怕的杀机。为了观赏四时的山景，我有好几次走的是山间小径，所幸的是没有像《红岩》中的那两个中学生误撞入渣滓洞的禁区，否则也许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屈死的冤魂。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大灾大难，使我早熟，使我迷恋亲爱的祖国，希望她早日繁荣富强。
三、天赐东吴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该念高中了，我直接就报考了上海最著名的南洋模范中学，而且只报考了一所。为什么如此少年气盛呢？因为我在重庆上的就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最高的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办学实行严格的末尾淘汰制，初一招5个班，初二成了4个班，到了初三就只剩下3个班了。不论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一律进行末尾淘汰，即使是龙子龙孙，也只是给一次留级的机会。仰仗张伯苓的威望，这种严酷的淘汰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努力学习的，我虽然是插班生，只念到了初三，但是能毕业也是不简单的。谁知重庆的英语水平还是远远不如上海，我一头栽在英语上，没有被录取，毫无思想准备，竟不知所以。
我在上海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名叫缪德墀，两家住的弄堂只隔一条马路，因为他家人多，所以总到我家来玩，和我们全家都很熟。当我13岁离开上海时，特地把照顾全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从此以后，缪德墀每个月一定来把配给的平价米和混合面从粮店一直扛到我家所住的三楼。还经常领我的二弟玩耍，整整3年，为我代尽了长孙、大哥的责任。
他的父亲是苏州东吴大学的英语教授，抗战时期东吴从苏州迁到上海，这才使我有缘和他相识。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和附中都迁回了苏州。因为教学质量很高，许多上海的同学也跟着去了苏州，他劝我也去，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就同意了。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到处颠沛流离，却从未到过这样柔美的江南水城，而且一住就是3年。整个苏州城里，每两条街之间必有一条小河，每幢住家前面临街后面临河，条条小河在全城形成一个水网。有水门与城外相通，街道之间则有拱桥相连，像粮食、木炭、蔬菜之类的日常用品，都是装在小船上叫卖。那时的居民不多，河水清澈，我常常站在石桥上，俯看在河边青石板上轻舞棒槌的洗衣女，遥望远处水面上形成满月似的倒影的石拱桥，留恋往返。
在苏州人人都爱听评弹，刻画入微、绘声绘色、幽默风趣的谈吐，伴着琵琶声的软语轻歌，熏陶着苏州人的性格，也熏陶着才子佳人辈出的苏州，熏陶出一座座苏州园林，熏陶出无数美味的甜食，害得我在苏州念了3年书，补了3年牙。
东吴大学和附中同在一个校园里，总共不过两千余名学生，中学的课全是由大学教授来教，我学得最好的两门是语文和物理。我的语文从小就很好，在南开念书时，作文要用毛笔写，老师用朱笔批改，凡是好的语句，老师就会在旁边画上几个红圈。打分也用红圈来表示，最高分是4个圈，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竟得了5个圈，老师还特地用笔写道：“君颇有文学天赋，望继续努力，前途无量。”在东吴的两位语文老师都是名作家，解放后一位当了苏州文联主席，一位当了苏州文化局长，“文化大革命”时，都被逼死了。我在南开和东吴遇到的物理老师都很有功底，教的概念十分清楚，力学、声学、光学我学得都很扎实，对我后来学习建筑力学帮助极大。可惜两位老师都不善于掌握教学进度，最后的磁学、电学都来不及讲，一带而过。在东吴教我物理的陆增祁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不了“造反派”的羞辱，用家里的钉键把自己活活砸死了。我的英语学得并不好，教英语的是缪德墀的父亲缪延辅，也是一位名教授，他编的教材为江南各地广泛采用。那时特别强调语法，不论多么长的句子，都可以图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却从不教句型。多亏还有一门“耳口”课，由一位美国人任教，上课时只是用英语和同学聊天，从不讲汉语，也没有课本。
学校附近有一座名为圣约翰堂的基督教堂，我出于好奇，也去做过几回礼拜，得了一些画着圣经故事的彩色图片，后来因为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也就不去了。我在学校里唯一参加的宗教活动就是庆祝圣诞。每年12月24日晚上，同学们都坚持不睡，一直熬到12点的钟声响起，就三五成群地到外籍教授住宅门口前去唱赞美诗、报佳音，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请进客厅，请我们观赏他们家的圣诞树，给我们讲耶稣降生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最在乎的，是他们送给我们的大把大把的外国糖果。
我父亲1945年回到上海，就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大公报》与一般官办的报纸不同，也敢于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但根本上是拥护蒋介石的。我父亲对此很不满，有一次听说《大公报》接受了国民党政府4亿法币的津贴，气愤地脱离了《大公报》，重新恢复《文汇报》。他的老搭档严宝礼先生任总经理，他仍任总编辑，而且和严宝礼约定，编辑方针和编辑部的人员选聘全由我父亲管理，经理部不得干预。
我自从到苏州念书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父亲见面。父亲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回来，一觉睡到中午，吃过午饭后就又去了报社。每次我回上海，只有在离开上海的当天早上，母亲把父亲叫醒说：“仑仑要回苏州了”。爸爸在床上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就回过头睡觉了。实际上影响我的是堆满父亲书桌的书刊，上海有一些刊物言辞很激烈，出了几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于是换一个名字再出，出了又封，封了又出，每一期都要送给我父亲。每次我从苏州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读这些刊物。
东吴附中的同班同学大部分来自上海，少数来自苏州和附近的各县，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去过那么多地方，我被同学们认为是见多识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领袖，常常组织同学参加校外的一些进步活动。当学校当局迫于形势，准许学生成立自治会时，我成了广受同学欢迎的侯选人。但是学校当局不喜欢我，一位教“公民”课的老师甚至说：“让老百姓识了字去看《文汇报》，还不如不让他们识字。”他们鼓动初中同学投另一位亲国民党的候选人的票，计票结果我以几票之差落选了。解放后，重新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东吴附中历史上的第一任学生会主席。
《文汇报》复刊后，勇敢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支持各地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当受到迫害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告诉《文汇报》，确信《文汇报》一定会仗义直言，把真相公诸于众，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的愤怒。
国民党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宋”指的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指的是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陈”指的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了收买《文汇报》，陈果夫亲自来上海，与上海市长吴国祯设了一席“鸿门宴”，将我的父亲请到宴席上，出价10亿法币，要求《文汇报》改变编辑方针，被我父婉言谢绝，宴席不欢而散。在陈、吴二人拂袖而去后，在场的上海警察司令宣铁吾悄悄竖起大拇指对我父亲说：“本来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今天才知道您是一位爱国的血性男儿。” 这种明目张胆的收买又进行了两次，第二次将价格上升为20亿法币，第三次干脆由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托人带来一张空白支票，让我父亲和严宝礼想要多少自己填。
几次出天价收买都没有成功，国民党恼羞成怒，两次勒令《文汇报》停刊整顿，闭门思过，最后于1947年5月终于查封了《文汇报》，永远不许复刊。我父亲能够摆脱特务的跟踪，到香港去办《文汇报》，靠的是宣铁吾的暗中帮助。
四、普天同庆
父亲离开上海后，家境日见困难，原有的冰箱、照相机都被卖了。一直在苏州无牵无挂的我，这时又想起了对家庭的责任，每两周必回家一次，帮着母亲出出主意，父亲不定期地从香港汇来一些家用，只有由我到钱庄去取。那时的上海乱极了，物价一日要涨几次，到处找不到工作，饿极了的人们什么都干。卖尽了自己青春的女人梅毒缠身，大腿浮肿，脸上烂得露出了骨头，躺在街上等死。不论你拿着什么食品在街上走，一不小心就会被乞丐抢走，在上面吐上几口吐沫，然后任凭你拳打脚踢，反正弄脏了的食物你是不会要的，等你打够了，他还可以拿去充饥。
国民党的货币由“法币”改为“关金”，又改为“金元券”，仍然控制不了通货膨胀。刚够一个月家用的金元券叠起来有两尺多厚，招摇过市是十分危险的，每次我都带上一条旧麻袋，上了有轨电车就把半口袋钱扔在车座底下，一脚警惕地踩住麻袋的一角，一面假装埋头看书，谁又会想到我这个17岁的穷学生身边会带这么多钱呢？所以次次都是平安无事。
时局日见紧张，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准备横渡长江，铁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同学们男男女女手上都要带个金戒指，准备急需时可以换成银元使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里到处谈论的都是当日银元的行情，“袁大头”值多少，“鹰洋”值多少……哪能安下心来读书。
1949年暮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了，战火离苏州越来越近，街上不时可以看到溃败下来的伤兵，拄着拐杖逼着商家给吃给喝，不时遭到国民党宪兵的镇压，有时甚至是当场枪毙。但是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可怜人，不去强要，又有谁来管他们的吃喝和将来呢？
国民党的苏州城防司令一再宣称，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誓死保护苏州。城里不仅伤兵越来越多，还有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社会秩序更乱了。为了保护女同学的安全，我带头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将男宿舍的四楼腾给女同学住，男同学挤在三楼，二楼存粮食，一楼由“应变委员会”的男同学守卫。我们找来了一些铁锹把，把它们锯成一截一截，发给高中的男生使用。我还特地买了一把美军遗留下来的匕首挂在腰间，每天晚上我都要带着“应变生委员”的积极分子绕着宿舍巡夜。有一位名叫章腾青的同学，是插班生，到校后就一直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平时少言寡语，从不引人注目，这次不知怎的成了“应变会”的副主席，尽心尽力的协助我工作。30多年后重逢时，他才告诉我，组织上派他来东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来团结我、影响我，让我领着同学倾向共产党，而且组织上特别告诫他，不许动员我入党，让我保持“徐铸成大公子”的身份，更有号召力。
当时，我对国民党是彻底失望了，对共产党也只是将信将疑。国民党的城防司令虚张声势地和苏州商会讨价还价，拿了几百两黄金以后，就一枪不发地率领部下溜走了。
1949年5月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早晨，大学里有学生来通知我们：“苏州解放了，快到火车站去迎接解放军。”在路上我对最要好的同学蔡起予说：“国民党是完蛋了，如果共产党再不行，中国就彻底没希望了。”
到了平门，只见车站附近都是穿着青灰色军装，缠着绑腿的解放军，整整齐齐地坐在街道两旁，全身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不管老百姓怎么劝说，谁也不肯到屋里去避一避。前来欢迎和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得越来越多，解放军唱起了“三大纪律”歌，可能是为了使大家都能听明白，唱了一遍又一遍，洪亮的军歌和全新的内容，确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久解放军的文工团在宫巷的一个剧场里演出话剧《李闯王》，有几场是专门接待学生的。编剧和演技都不算好，有点像加了宣传口号的连环画，有些台词一听就知道是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我早就看过，讲的是李闯王和他的弟兄们打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江山还未坐稳，就忘了当年起义军立下的誓言，纷纷贪图过奢华的生活，互相争权夺利，最后一败涂地，断送了大好前程。郭沫若当初写这篇文章是借古讽今，就是想给共产党提个醒，今天看了这场话剧，使我相信共产党已经接受了忠告，正在用李闯王的例子告诫自己的部下。
自从苏州解放以后，就和上海断绝了一切通讯联络，上海来的同学们都在千方百计打听父母的消息，都是徒劳的，想起年迈的祖父母，柔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我心急如焚。
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上海解放的消息，我和蔡起予一遍又一遍往火车站跑，打听何时通车，都得不到确切的消息。一位名叫黄惟卓的同学比我们更着急，他的母亲几个月前就带着哥哥去了台湾，父亲专门留了下来等他毕业以后一起走，没想到解放军势如破竹，这么快就解放了上海，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台湾。他告诉我们，有一位船民同意驾木船将我们送往上海，每人收两块银元，早上出发，当天便能到。我和蔡起予决定和他同行，同班同学陈明铎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
这是一艘陈旧的木帆船，船舱里勉强够面对面坐下4个人，船老板夫妇都蹲在船尾。刚起航时是顺风，鼓起的风帆带着我们缓缓地在水面上滑行，大家情绪都极好，不料不到一个小时风就停了下来，风帆由动力变成了阻力，船老板只好落下风帆改为摇橹。住校这3年，我们常常租用木船沿着护城河游弋，船身比现在的大得多，在热闹的阊门水面上货船云集，我们穿梭而行，如入无人之境，个个都练成了摇橹的好手。小小的挫折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大家轮流前去替船主驾船，一个推拉橹把，一个配合着拉橹绳，船行进得快了很多。船主夫妇煮了一锅大米饭，炒了一大盆青菜，免费招待，饿极了的我们一个个都吃得挺香。
直到晚上，才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路程，小船只好停靠在一个小村庄的河汊里。我们挤在船舱里，坐不能坐，躺不能躺，船主夫妇只好露宿在船尾，大家处境都十分狼狈。
第二天早上醒来，从舱外吹来阵阵轻风。我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不料船主告诉我们，刮的竟是逆风。船主实在过意不去，到岸边去拉纤，我们也过意不去，便上岸和他一起拉纤，纤绳一头系在船头上，一头分为两股，系在一个两寸来宽、两尺来长的竹片两端，我们要将竹片斜挎在左胸，全身尽量前倾，用双腿的力量拉着船前进。拉纤可不像尹相杰唱的那么浪漫，是一件很辛苦得力气活，绷紧得缰绳也不会荡悠悠。到了上午10点多钟，刚刚到达昆山，按这样的速度，今天晚上也到不了上海，我们决定弃船步行。临行前船主夫妇确信我们不要退还船钱后，万分过意不去，好心地提醒我们“千万小心，别让国民党抓了壮丁”。这句话把我们吓了一跳，这可是一个很实际的危险，上海是解放了，谁知道上海周围还有没有国民党的残部呢？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都是男子汉，怎能重新回船呢？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
一路上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却见不到一个农夫，偶尔路过小村庄，家家门上都挂着锁，看来全都逃到别处去躲避战火了，幸好一路上并没有遇见国民党的军队。接下来遇到的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尽管我们身边还有几块银元，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买到一杯水、一口饭，大家越走越饿，真恨不得把皮带解下来煮了充饥。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人影，是一位要钱不要命的小贩用自行车驮了两筐鸡蛋往上海运，看见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竹杠，一块银元只能买两个鸡蛋，决不让步，当时的大米是五块银元一担。我们一人买了两个鸡蛋，生的就吃了，我的一双笨手在敲蛋时还流掉了半个。
总算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家里，全家都喜出望外，我惦记着他们，他们更惦记着远在他乡的我。一家人聚在一起，诉说不完的相思情，现在大家最惦记的就是远在香港的父亲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接不到父亲的来信了，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家里又少了几件稍为值钱的东西。
李闯王是进了北京以后才腐化的，在这以前也占领过许多中心城市，也一直纪律严明，要不然也不会得到老乡们如此拥护。所以我在苏州所看到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豪华的上海才是真正的考验。我在上海一面等待着父亲的消息，一面到处游逛，到处观察。只见物价开始平稳了，供应慢慢充足起来，妓院、赌场被取缔了，难民们在逐渐还乡，乞丐得到收容，市民们过去堆满了愁容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意，陈毅市长穿着粗布军服，解放军的纪律仍然那么严明，我这才真正从心坎里感到：中国真的有救了！
一、烽火童年
我的祖父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祖上曾有过一份值得夸耀的家业，但是经过几代的挥霍，父传子，子传孙，每人能分到的份额越来越少，最后能分到我祖父名下的，只有两间旧屋，几亩薄田，后来为了支持我父亲上学，连这几亩薄田也卖掉了。祖母的父亲曾任江西的一个县令，后来不知是因为做的太好了还是太糟了，为上司所不悦，罢官回家，祖母和祖父可说是“门当户对”。
祖父粗通文墨，在一所只有几个学生的私塾里任教，祖母靠这一点有限的收入，既要维持一个大宅门的门面和应酬，还要忍受富有亲戚的冷遇，生活十分艰辛。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身上，希望有一天他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父亲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无锡师范毕业后就考上了清华大学。但是按当时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任教，父亲考清华用的是假文凭，不到一年就因有人举报而被勒令退学了。不得已他转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由师范中专考入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当时还是挺难得的。
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在大学期间就不断给各种报刊投稿，以增加收入。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先生的赏识，大学刚毕业就被任命为《大公报》驻北平记者站的主任，不久又调任天津，在张季鸾指导下担任编辑工作。因为《大公报》当时是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待遇很好，我父亲仅22岁，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过小康生活。我就是在1930年、父亲23岁时，在天津出生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主张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北平铁路局保定机务段任段长，工资很高。但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发了财先买田地，而是将钱都用在修建住宅上，据我母亲说，她的老家有假山、荷塘、亭榭，就像一处江南园林。不料年仅36岁，一场瘟疫就夺去了外祖父的生命，没有土地可以收租，有房子却又不舍得租给别人，孤儿寡母只得守着豪宅受穷。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的，学过英语，性格温顺善良，和我父亲结婚后就一直操持家务，从未工作过。
不久，我父亲又被调任《大公报》驻汉口办事处主任，兼管采访和发行，每月工资高达几百银元，家里有保姆、厨师和司机，这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优裕的生活。母亲后来又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夭折了，全家对我的宠爱更是无以复加。但是由于父母自幼都受过孔孟之道的熏陶，对我的宠爱只是表现在过度的保护，而从不溺爱。我最爱的“玩具”是一个绿色的帆布箱子，里面装满了父亲为我从中华书局买来的图书，每本都很薄，字很大还带图画，一本一个故事，全是从《史记》《三国演义》和其他古籍中摘译成白话的。我一遍一遍地请母亲为我讲解，有时也顺便认几个字。“忠”、“义”、“仁”、“爱”潜移默化地滋润着我这颗稚嫩的赤子之心。
受时局影响，《大公报》由天津迁到上海，1937年我父亲也被调往上海，负责要闻版的编辑。那时我刚刚7岁，“八•一三”的烽火已燃遍了上海的四郊，我听到的已不是童话和故事，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四行孤军誓死不降，以及日寇的奸掠烧杀……都成了我和小学同学日常的话题。
不久，上海沦陷，《大公报》停刊，准备迁往香港复刊。抗日的人们迫切希望有自己的喉舌，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准备为此创办《文汇报》，诸事齐备独缺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又称“主笔”，要根据当天时局的最新动态撰写评论，除了鲜明的立场外，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也就是国外常说的“新闻评论家”。父亲在《大公报》工作期间，为了向张季鸾学习，每晚自己选题，自己学写社论，第二天再和张季鸾所写的社论相比较，不断学习，不断磨练。当《文汇报》需要一位主笔时，他就勇敢地担此重任，而且立刻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当时他才31岁。
《文汇报》社址设在英租界，我家就在法租界，虽然能受到英法两国政府保护，但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经常出没其中，绑架、暗杀爱国人士的事情时有发生。《文汇报》的印刷厂两次被炸，编辑部收到一筐甜橙，说是爱国者送的慰问品。但是送东西的人神情仓惶，转眼就不见了，这引起了大家的怀疑，送到英国巡捕房化验，每只甜橙里全部都注射了剧毒的氰化钾。
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父亲也很少和她谈工作，但她常常看报，总是默默地为父亲的安危担忧。当时编辑部的人手很少，为了不错过最新的消息，常常很晚才肯截稿。父亲写完社论，安排好版面，看过清样，往往要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到家。而我的母亲总是让保姆先去睡觉，默默地等着，提心吊胆的等着，等待着丈夫平安归来。有一天家里收到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一只血淋淋的断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若不放下你的毒笔，这就是你的下场！”自此以后，笼罩着全家的已不再是担心，而是恐惧。
根据英租界的法令，报纸的发行人必须由英国人担任，日本鬼子在收买我的父亲一再碰壁以后，转而收买了《文汇报》的发行人，那个英国人命令编辑部停止宣传抗日，否则就要撤换全班人马，我父亲和严宝礼与他再三交涉没有结果，决定在《文汇报》上说明原委，并宣布集体辞职，《文汇报》就此夭折了。
张季鸾在香港十分关注《文汇报》的情况，听说《文汇报》夭折的消息，立即派专人来上海，邀请我父亲赴香港担任《大公报》的总编辑。他自己则准备到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另办一份《大公报》。
1939年夏天，父亲只身前往香港，上海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祖父母，柔弱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当时我只有9岁，两个弟弟一个4岁，一个2岁。还有一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姑姑，是英语补习学校的教师，在兵荒马乱的日子，谁还有空学习英语呢！她也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想承担起长子应尽的责任，当然常常是力不从心。
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兵开进了租界，大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学校里换了日本校长，他每天早上站在大门口，等待大家向他鞠躬，我们就想办法爬墙进去。放了学，我还要到粮店去排队买平价米。父亲每个月从英国银行寄来的家用钱也中断了，全家只能靠有限的存粮裹腹，在惊恐中勉强度日。
父亲到了香港以后，仍然沿用在上海时的文风，把《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影响远及东南亚。日本占领香港以后，希望靠《大公报》的影响巩固他们的统治，日本军部专门派了一名“中国通”，几次来报社向我父亲宣传“大东亚共荣圈”，要求和他们一起建立皇道乐土，却遭到《大公报》的停刊抵制。最后日本军部恼羞成怒，勒令《大公报》5天之内必须复刊。我父亲和总经理金诚夫考虑再三，决定宁死不屈，在友人的帮助下，化装成难民冒死逃出香港，辗转来到了桂林。张季鸾很快就安排我父亲和金诚夫创办桂林《大公报》，两人仍任总编辑和总经理。
二、求学桂黔川
1942年我刚刚考上初中，没有念几个月，父亲悄悄来到上海，准备接我们母子前往桂林，因担心祖父母过于寂寞，留下了可怜的二弟和他们做伴。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大公报》职工的几位家属，大家分头离开上海，到无锡集合，然后改乘小火轮，前往宜兴老家临近封锁线的一个小镇，过了封锁线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了。
当时有许多地方武装，一方面投靠日本人，挂上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保持联系，暗送情报，暗做生意，脚踩两只船。当地有一个姓任的伪军司令官，收下几根金条以后，答应尽同乡之谊，尽力帮忙，我父亲来上海的一切证件都是由他伪造的，他还答应把我们送过封锁线。
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带着许多行李，在小镇上一住就是好几天，十分惹眼，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为这种汉奸有奶便是娘，如果他知道了我父亲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一变脸就把我们出卖了。我们一行中有3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也都懂得这个道理，私下在一起起誓，任何时候都要守口如瓶，宁死不屈。
后来终于平安地通过封锁线，来到张渚，我心中的第一个感受是终于可以不当亡国奴、成了自由人。这一天，大人、小孩全都笑得那么欢畅。但是当地政府却催促我们赶快动身，他们也正在准备撤退，果然在我们进入安徽不久，就传来了张渚沦陷的消息，真是太险了。
从张渚进入安徽，一路都是大山，只有一条不通汽车的小路，我们这些人只有乘轿子，行李则用毛驴驮。据说山里土匪很多，看见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肯定要下手。父亲从县里雇来一个班的军人做保镖，他们为了保险起见，每到一处制高点就架起机枪，毫无目标地扫射十几分钟，向土匪们显示实力。这一招果然有用，赶了3天山路后，我们平安到达屯溪。再往赣州走就要乘汽车了，当时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全烧木炭，很不安全，只有运送邮件的汽车用酒精做燃料。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办到，父亲用金条雇了一辆邮车，在听说途径福建的路正在流行鼠疫，就折回改走了江西，两天后到达赣州。
这时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民党的现状很不满，正在赣南建立一个示范区，探索改革之道，赣南的首府就是赣州。我们到达赣州的第二天，父亲正在午休，蒋经国忽然轻车简从地来了。我的母亲不认得他是谁，正要进去叫醒父亲，被蒋经国拦住了。他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等父亲睡醒了，才进屋去和我父亲长谈了3个多小时，颇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气度。我们从赣州经昭关到衡阳，乘的是蒋经国安排的专车，然后由湘桂铁路乘火车直达桂林。
当时的桂林很小，跨过漓江上的浮桥就是郊区了，七星岩也称是城外。离七星岩末端不远处有座无名的小石山，《大公报》的报社和宿舍就建在它周围，大家为它起名为“星子岩”。当地的生活很清苦，母亲和所有职工一样，养鸡种菜用以改善生活，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帮着母亲干上一阵子。
我插班进入桂林师范学院附中，每天早上起来，先替母亲升好炭炉，做上一壶水，然后抓上一把红薯干边吃边走，提前赶到学校就躺在校园里补习耽误了的功课。学校是新建的，所谓的校园是个乱葬岗，我独自斜躺在长满了杂草的坟头上看书，居然一点也不怕。
我在桂林住了不到一年，第二年夏天因为日寇占领了衡阳，很快就要兵临桂林而离开了。《大公报》为转移印刷机、疏散职工，包了一节敞篷车，把印刷机装在下面，上半截搭上一个帆布篷坐人，父亲和一些主要干部则留在桂林坚持出报。
黔桂铁路本是双轨，可是南去支援前线的兵车很少，几乎所有的列车都在向北逃难，火车头根本不够用。于是各列车都依靠权势互相抢夺火车头，我们列车的火车头一会儿被人抢走了，在小站上一停就是好几天，一会儿我们又抢了别人的火车头，便继续前进，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到了独山。然后改乘汽车到达贵阳，原来一天可到的路程竟然走了十几天。看来《大公报》还有一定的权势，最后还能到达终点，最可怜的是那些乘火车逃命的普通老百姓，火车头被抢走后再也要不回来，最后滞留在一个名叫“金城江”的小站，难民越聚越多，形成若大的一片棚户区，成了日寇轰炸的对象，轰炸又引起大火，成了震惊中外的大惨剧。
到了贵阳，我考入了国立第二中学，读初二年级。这是一所专收流亡学生的学校，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人上学时必须自备一把锄头勤工俭学，听起来似乎一切都很好，可是在这儿，我才真正体会到贪污和腐败的可恶。教师很好，但是行政人员根本不顾学生死活，整筐的萝卜在河水里泡一泡，就算洗过了，在稀饭里可以吃到抹布，在干饭桶里可以看到煮熟的老鼠。不到半个月，我就患上了痢疾，学校里无人过问，也无法和家里通消息，一个14岁的孩子一路走一路拉，有一次差一点摔倒在茅坑里，还算我命大，最后终于挣扎着回到家里。但是那些真正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如果病了，又会怎么样呢？我真不敢多想。
日寇的铁蹄又逼近了贵阳，我们又要逃往重庆。这时父亲已经到了重庆，张季鸾因人设庙，专门创办了一份《大公晚报》，请他主持笔政，去重庆又可以阖家团圆了。
沦陷区越来越大，大后方越来越小，各地聚集而来的难民不知再往何处逃，都想逃往陪都重庆，相信蒋委员长所在的地方一定是最安全的。从贵阳开往重庆的长途汽车辆辆超载，没有一根金条别想上车，发足了国难财的司机到了晚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常常是疲劳驾车，沿途的路况又很差，俗称七十二拐，最险处就直截了当地称为“掉死岩”。我们乘的是美国军车，黑人司机开车虽然疯狂，但技术却很高，两天的路程一天赶到，我们一面呕吐一面看着滚落在山崖下的辆辆破车，真是心惊胆颤。
为了桂林职工的到来，《大公报》专门在报社对面建了一幢宿舍，重庆是座山城，在众多外地人涌来以后，几乎是寸土寸金。我们的宿舍实际上是用竹竿架起来的空中楼阁，一头搭在公路旁，一头架在插入嘉陵江畔沙滩的竹竿上，地板是竹片铺的，墙面是竹篱笆上糊上一层泥，再刷一层石灰，走路时桌子上的茶杯就会叮叮当当地相互碰撞。
比起嘉陵江沙滩上的棚户们，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是很不错的了。枯水季节，江岸有90米，在沿江的几十里沙滩上，住着无数逃难而来的穷苦百姓，用他们能找到的一切破旧材料，诸如竹竿、竹片、木板、破纸板，搭建起一个个避风的小屋。每当汛期将至，国民党当局总要派人几次三番地告诉他们山洪的可怕，动员他们撤离。但是他们又能搬到哪里去呢？有的是不相信山洪，有的是无处可去，拖一天算一天。一旦山洪暴发像猛兽似的咆哮而来，席卷整个沙滩，一夜之间就会吞食沿江几千条生命。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嘉陵江，第二天醒来，窗户外已是一片汪洋，混浊的江面上漂流着从上游冲下来的房屋的残片和一具具泡得浮肿的死尸。来年春天，江水退去，沙滩上又会有新近逃来重庆的难民搭建窝棚，逐渐越聚越多，等到了汛期，悲剧又会重演。
我考入了南开中学，念初三，从此开始过着寄宿的生活，很少再和父母在一起。15岁正值花季，情窦初开，少男少女在朦胧中捕捉飘忽不定的情感，我也开始了“初恋”，恋的却是我的祖国。我喜欢独行，现在几乎回忆不起当时同学们在玩些什么。我会到重庆大学去看戴爱莲刚刚采集整理的民间舞蹈；我会到中央大学去看丁聪、廖冰光讽刺国民党的漫画展览；毛泽东亲自来到重庆，我会买一张蒋介石和毛泽东含笑砸杯的照片珍藏起来；我也会到新街口去听李公朴的演讲，为他风采奕奕的大胡子所折服；听说国民党创建青年军，军人全是大学生，选拔优秀的司令当军长，优秀的军长当师长……我也为之激动不已，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我喜欢看报，常常在贴报栏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最爱看的是《新华日报》的副刊，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使我心里充满喜悦。南开中学在沙坪坝，离歌乐山不远，有公路直通山顶，全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清幽而祥和，谁也不知道里面竟埋藏着可怕的杀机。为了观赏四时的山景，我有好几次走的是山间小径，所幸的是没有像《红岩》中的那两个中学生误撞入渣滓洞的禁区，否则也许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屈死的冤魂。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大灾大难，使我早熟，使我迷恋亲爱的祖国，希望她早日繁荣富强。
三、天赐东吴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该念高中了，我直接就报考了上海最著名的南洋模范中学，而且只报考了一所。为什么如此少年气盛呢？因为我在重庆上的就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最高的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办学实行严格的末尾淘汰制，初一招5个班，初二成了4个班，到了初三就只剩下3个班了。不论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一律进行末尾淘汰，即使是龙子龙孙，也只是给一次留级的机会。仰仗张伯苓的威望，这种严酷的淘汰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努力学习的，我虽然是插班生，只念到了初三，但是能毕业也是不简单的。谁知重庆的英语水平还是远远不如上海，我一头栽在英语上，没有被录取，毫无思想准备，竟不知所以。
我在上海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名叫缪德墀，两家住的弄堂只隔一条马路，因为他家人多，所以总到我家来玩，和我们全家都很熟。当我13岁离开上海时，特地把照顾全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从此以后，缪德墀每个月一定来把配给的平价米和混合面从粮店一直扛到我家所住的三楼。还经常领我的二弟玩耍，整整3年，为我代尽了长孙、大哥的责任。
他的父亲是苏州东吴大学的英语教授，抗战时期东吴从苏州迁到上海，这才使我有缘和他相识。抗战胜利后，东吴大学和附中都迁回了苏州。因为教学质量很高，许多上海的同学也跟着去了苏州，他劝我也去，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就同意了。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到处颠沛流离，却从未到过这样柔美的江南水城，而且一住就是3年。整个苏州城里，每两条街之间必有一条小河，每幢住家前面临街后面临河，条条小河在全城形成一个水网。有水门与城外相通，街道之间则有拱桥相连，像粮食、木炭、蔬菜之类的日常用品，都是装在小船上叫卖。那时的居民不多，河水清澈，我常常站在石桥上，俯看在河边青石板上轻舞棒槌的洗衣女，遥望远处水面上形成满月似的倒影的石拱桥，留恋往返。
在苏州人人都爱听评弹，刻画入微、绘声绘色、幽默风趣的谈吐，伴着琵琶声的软语轻歌，熏陶着苏州人的性格，也熏陶着才子佳人辈出的苏州，熏陶出一座座苏州园林，熏陶出无数美味的甜食，害得我在苏州念了3年书，补了3年牙。
东吴大学和附中同在一个校园里，总共不过两千余名学生，中学的课全是由大学教授来教，我学得最好的两门是语文和物理。我的语文从小就很好，在南开念书时，作文要用毛笔写，老师用朱笔批改，凡是好的语句，老师就会在旁边画上几个红圈。打分也用红圈来表示，最高分是4个圈，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竟得了5个圈，老师还特地用笔写道：“君颇有文学天赋，望继续努力，前途无量。”在东吴的两位语文老师都是名作家，解放后一位当了苏州文联主席，一位当了苏州文化局长，“文化大革命”时，都被逼死了。我在南开和东吴遇到的物理老师都很有功底，教的概念十分清楚，力学、声学、光学我学得都很扎实，对我后来学习建筑力学帮助极大。可惜两位老师都不善于掌握教学进度，最后的磁学、电学都来不及讲，一带而过。在东吴教我物理的陆增祁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不了“造反派”的羞辱，用家里的钉键把自己活活砸死了。我的英语学得并不好，教英语的是缪德墀的父亲缪延辅，也是一位名教授，他编的教材为江南各地广泛采用。那时特别强调语法，不论多么长的句子，都可以图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却从不教句型。多亏还有一门“耳口”课，由一位美国人任教，上课时只是用英语和同学聊天，从不讲汉语，也没有课本。
学校附近有一座名为圣约翰堂的基督教堂，我出于好奇，也去做过几回礼拜，得了一些画着圣经故事的彩色图片，后来因为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也就不去了。我在学校里唯一参加的宗教活动就是庆祝圣诞。每年12月24日晚上，同学们都坚持不睡，一直熬到12点的钟声响起，就三五成群地到外籍教授住宅门口前去唱赞美诗、报佳音，他们一定会把我们请进客厅，请我们观赏他们家的圣诞树，给我们讲耶稣降生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最在乎的，是他们送给我们的大把大把的外国糖果。
我父亲1945年回到上海，就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总编辑，《大公报》与一般官办的报纸不同，也敢于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但根本上是拥护蒋介石的。我父亲对此很不满，有一次听说《大公报》接受了国民党政府4亿法币的津贴，气愤地脱离了《大公报》，重新恢复《文汇报》。他的老搭档严宝礼先生任总经理，他仍任总编辑，而且和严宝礼约定，编辑方针和编辑部的人员选聘全由我父亲管理，经理部不得干预。
我自从到苏州念书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父亲见面。父亲每天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回来，一觉睡到中午，吃过午饭后就又去了报社。每次我回上海，只有在离开上海的当天早上，母亲把父亲叫醒说：“仑仑要回苏州了”。爸爸在床上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就回过头睡觉了。实际上影响我的是堆满父亲书桌的书刊，上海有一些刊物言辞很激烈，出了几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于是换一个名字再出，出了又封，封了又出，每一期都要送给我父亲。每次我从苏州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读这些刊物。
东吴附中的同班同学大部分来自上海，少数来自苏州和附近的各县，几乎没有一个像我去过那么多地方，我被同学们认为是见多识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领袖，常常组织同学参加校外的一些进步活动。当学校当局迫于形势，准许学生成立自治会时，我成了广受同学欢迎的侯选人。但是学校当局不喜欢我，一位教“公民”课的老师甚至说：“让老百姓识了字去看《文汇报》，还不如不让他们识字。”他们鼓动初中同学投另一位亲国民党的候选人的票，计票结果我以几票之差落选了。解放后，重新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东吴附中历史上的第一任学生会主席。
《文汇报》复刊后，勇敢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支持各地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当受到迫害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告诉《文汇报》，确信《文汇报》一定会仗义直言，把真相公诸于众，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的愤怒。
国民党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宋”指的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指的是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陈”指的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了收买《文汇报》，陈果夫亲自来上海，与上海市长吴国祯设了一席“鸿门宴”，将我的父亲请到宴席上，出价10亿法币，要求《文汇报》改变编辑方针，被我父婉言谢绝，宴席不欢而散。在陈、吴二人拂袖而去后，在场的上海警察司令宣铁吾悄悄竖起大拇指对我父亲说：“本来我以为你是共产党，今天才知道您是一位爱国的血性男儿。” 这种明目张胆的收买又进行了两次，第二次将价格上升为20亿法币，第三次干脆由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托人带来一张空白支票，让我父亲和严宝礼想要多少自己填。
几次出天价收买都没有成功，国民党恼羞成怒，两次勒令《文汇报》停刊整顿，闭门思过，最后于1947年5月终于查封了《文汇报》，永远不许复刊。我父亲能够摆脱特务的跟踪，到香港去办《文汇报》，靠的是宣铁吾的暗中帮助。
四、普天同庆
父亲离开上海后，家境日见困难，原有的冰箱、照相机都被卖了。一直在苏州无牵无挂的我，这时又想起了对家庭的责任，每两周必回家一次，帮着母亲出出主意，父亲不定期地从香港汇来一些家用，只有由我到钱庄去取。那时的上海乱极了，物价一日要涨几次，到处找不到工作，饿极了的人们什么都干。卖尽了自己青春的女人梅毒缠身，大腿浮肿，脸上烂得露出了骨头，躺在街上等死。不论你拿着什么食品在街上走，一不小心就会被乞丐抢走，在上面吐上几口吐沫，然后任凭你拳打脚踢，反正弄脏了的食物你是不会要的，等你打够了，他还可以拿去充饥。
国民党的货币由“法币”改为“关金”，又改为“金元券”，仍然控制不了通货膨胀。刚够一个月家用的金元券叠起来有两尺多厚，招摇过市是十分危险的，每次我都带上一条旧麻袋，上了有轨电车就把半口袋钱扔在车座底下，一脚警惕地踩住麻袋的一角，一面假装埋头看书，谁又会想到我这个17岁的穷学生身边会带这么多钱呢？所以次次都是平安无事。
时局日见紧张，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准备横渡长江，铁路随时有中断的危险，同学们男男女女手上都要带个金戒指，准备急需时可以换成银元使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里到处谈论的都是当日银元的行情，“袁大头”值多少，“鹰洋”值多少……哪能安下心来读书。
1949年暮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了，战火离苏州越来越近，街上不时可以看到溃败下来的伤兵，拄着拐杖逼着商家给吃给喝，不时遭到国民党宪兵的镇压，有时甚至是当场枪毙。但是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可怜人，不去强要，又有谁来管他们的吃喝和将来呢？
国民党的苏州城防司令一再宣称，要和共产党血战到底，誓死保护苏州。城里不仅伤兵越来越多，还有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社会秩序更乱了。为了保护女同学的安全，我带头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将男宿舍的四楼腾给女同学住，男同学挤在三楼，二楼存粮食，一楼由“应变委员会”的男同学守卫。我们找来了一些铁锹把，把它们锯成一截一截，发给高中的男生使用。我还特地买了一把美军遗留下来的匕首挂在腰间，每天晚上我都要带着“应变生委员”的积极分子绕着宿舍巡夜。有一位名叫章腾青的同学，是插班生，到校后就一直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平时少言寡语，从不引人注目，这次不知怎的成了“应变会”的副主席，尽心尽力的协助我工作。30多年后重逢时，他才告诉我，组织上派他来东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来团结我、影响我，让我领着同学倾向共产党，而且组织上特别告诫他，不许动员我入党，让我保持“徐铸成大公子”的身份，更有号召力。
当时，我对国民党是彻底失望了，对共产党也只是将信将疑。国民党的城防司令虚张声势地和苏州商会讨价还价，拿了几百两黄金以后，就一枪不发地率领部下溜走了。
1949年5月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早晨，大学里有学生来通知我们：“苏州解放了，快到火车站去迎接解放军。”在路上我对最要好的同学蔡起予说：“国民党是完蛋了，如果共产党再不行，中国就彻底没希望了。”
到了平门，只见车站附近都是穿着青灰色军装，缠着绑腿的解放军，整整齐齐地坐在街道两旁，全身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不管老百姓怎么劝说，谁也不肯到屋里去避一避。前来欢迎和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得越来越多，解放军唱起了“三大纪律”歌，可能是为了使大家都能听明白，唱了一遍又一遍，洪亮的军歌和全新的内容，确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久解放军的文工团在宫巷的一个剧场里演出话剧《李闯王》，有几场是专门接待学生的。编剧和演技都不算好，有点像加了宣传口号的连环画，有些台词一听就知道是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我早就看过，讲的是李闯王和他的弟兄们打进北京，逼得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江山还未坐稳，就忘了当年起义军立下的誓言，纷纷贪图过奢华的生活，互相争权夺利，最后一败涂地，断送了大好前程。郭沫若当初写这篇文章是借古讽今，就是想给共产党提个醒，今天看了这场话剧，使我相信共产党已经接受了忠告，正在用李闯王的例子告诫自己的部下。
自从苏州解放以后，就和上海断绝了一切通讯联络，上海来的同学们都在千方百计打听父母的消息，都是徒劳的，想起年迈的祖父母，柔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我心急如焚。
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上海解放的消息，我和蔡起予一遍又一遍往火车站跑，打听何时通车，都得不到确切的消息。一位名叫黄惟卓的同学比我们更着急，他的母亲几个月前就带着哥哥去了台湾，父亲专门留了下来等他毕业以后一起走，没想到解放军势如破竹，这么快就解放了上海，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台湾。他告诉我们，有一位船民同意驾木船将我们送往上海，每人收两块银元，早上出发，当天便能到。我和蔡起予决定和他同行，同班同学陈明铎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
这是一艘陈旧的木帆船，船舱里勉强够面对面坐下4个人，船老板夫妇都蹲在船尾。刚起航时是顺风，鼓起的风帆带着我们缓缓地在水面上滑行，大家情绪都极好，不料不到一个小时风就停了下来，风帆由动力变成了阻力，船老板只好落下风帆改为摇橹。住校这3年，我们常常租用木船沿着护城河游弋，船身比现在的大得多，在热闹的阊门水面上货船云集，我们穿梭而行，如入无人之境，个个都练成了摇橹的好手。小小的挫折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大家轮流前去替船主驾船，一个推拉橹把，一个配合着拉橹绳，船行进得快了很多。船主夫妇煮了一锅大米饭，炒了一大盆青菜，免费招待，饿极了的我们一个个都吃得挺香。
直到晚上，才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路程，小船只好停靠在一个小村庄的河汊里。我们挤在船舱里，坐不能坐，躺不能躺，船主夫妇只好露宿在船尾，大家处境都十分狼狈。
第二天早上醒来，从舱外吹来阵阵轻风。我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不料船主告诉我们，刮的竟是逆风。船主实在过意不去，到岸边去拉纤，我们也过意不去，便上岸和他一起拉纤，纤绳一头系在船头上，一头分为两股，系在一个两寸来宽、两尺来长的竹片两端，我们要将竹片斜挎在左胸，全身尽量前倾，用双腿的力量拉着船前进。拉纤可不像尹相杰唱的那么浪漫，是一件很辛苦得力气活，绷紧得缰绳也不会荡悠悠。到了上午10点多钟，刚刚到达昆山，按这样的速度，今天晚上也到不了上海，我们决定弃船步行。临行前船主夫妇确信我们不要退还船钱后，万分过意不去，好心地提醒我们“千万小心，别让国民党抓了壮丁”。这句话把我们吓了一跳，这可是一个很实际的危险，上海是解放了，谁知道上海周围还有没有国民党的残部呢？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都是男子汉，怎能重新回船呢？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
一路上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却见不到一个农夫，偶尔路过小村庄，家家门上都挂着锁，看来全都逃到别处去躲避战火了，幸好一路上并没有遇见国民党的军队。接下来遇到的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尽管我们身边还有几块银元，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买到一杯水、一口饭，大家越走越饿，真恨不得把皮带解下来煮了充饥。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人影，是一位要钱不要命的小贩用自行车驮了两筐鸡蛋往上海运，看见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竹杠，一块银元只能买两个鸡蛋，决不让步，当时的大米是五块银元一担。我们一人买了两个鸡蛋，生的就吃了，我的一双笨手在敲蛋时还流掉了半个。
总算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家里，全家都喜出望外，我惦记着他们，他们更惦记着远在他乡的我。一家人聚在一起，诉说不完的相思情，现在大家最惦记的就是远在香港的父亲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接不到父亲的来信了，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家里又少了几件稍为值钱的东西。
李闯王是进了北京以后才腐化的，在这以前也占领过许多中心城市，也一直纪律严明，要不然也不会得到老乡们如此拥护。所以我在苏州所看到的一切，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豪华的上海才是真正的考验。我在上海一面等待着父亲的消息，一面到处游逛，到处观察。只见物价开始平稳了，供应慢慢充足起来，妓院、赌场被取缔了，难民们在逐渐还乡，乞丐得到收容，市民们过去堆满了愁容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意，陈毅市长穿着粗布军服，解放军的纪律仍然那么严明，我这才真正从心坎里感到：中国真的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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